摘 要：八九十年代的大陆文学界，张爱玲是研究者们争相关注的焦点。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作品风靡一时，张爱玲在建国后，仍然创造出有许多不亚于前期的精彩作品。长篇小说《十八春》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将探究《十八春》被国内批评界忽视的因由，并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与评介，还原《十八春》在张爱玲作品中应有的地位。

　　关键词：张爱玲；十八春；地位；重估

　　一、《十八春》的“被忽视”

　　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十八春》连载于上海《亦报》，1951年11月由上海《亦报》社出单行本。它是张爱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张氏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最后两部小说之一。单就艺术价值而言，《十八春》风格独特，技巧圆熟，内容真实感人，整体上却又极富传奇性，称得上张爱玲创作进程中的一座高峰。然而这样一部出色的作品却长期被批评界刻意忽视，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究其原因，这一现象反应出我们的文学批评理念中长期存在着评判标准过于狭隘的问题。建国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相继经历了“十七年”与文革十年这样充斥着政治色彩的文艺高压时期。改革开放之后，在国内文艺界氛围逐渐缓和，并逐步走向自由化、市场化的背景下，文学批评界也相应地对旧有“文学艺术服务于政治”的标准进行了反思。

　　今天看来，文学史上这股反思的风潮在很大程度上矫枉过正了。非或反意识形态的作品可以是杰作，但具有政治色彩的作品未必一定是坏的作品。把凡是和政治疏远的作品归入纯艺术领域，和政治有关的归入非艺术领域，这无疑又用一种新的政治决定论取代了旧的政治决定论。

　　二、《十八春》的独特艺术价值

　　《十八春》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属于十分独特的一部。

　　首先，叙述者态度发生了鲜明的改变。在本书中，全知的作者仍然存在，可在很大程度上隐退了，只是偶尔出现发几句慨叹，却再也无讽刺的锋芒。本书中作者讲述了几个平凡男女的恋爱婚姻故事，没有尖刻的眼光和嘲弄的神气，反倒有一份关切与同情。《十八春》是张爱玲作品中最让人感到亲近的一部，其叙述态度的改变是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描写的人物与表现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本书中，主人公不再是被封建礼教和现实桎梏压抑的心理扭曲的女性，也不再是坐食祖产、精神空虚、用爱情充当生活调剂的聪明却卑猥的男性。作者的笔触跳出了那个充满腐朽萎靡气息的旧圈子，而把眼光转向平常人的普通生活来。男主人公世钧是个有理想的纯洁少年。他出身商人之家，因不愿留在旧家庭中庸碌度日，独自来到上海求学做事。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工程师，真正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女主人公曼桢则是平民家的女儿，父亲早亡，在姐姐嫁人之后，她独自支撑起一家七口人的重担，却依然乐观、向上。他们都有一些普通人性格上的缺点，如世钧的软弱、多疑，曼桢的天真、不懂得分辨人心险恶。

　　《十八春》在表现的生活上更是与之前的创作截然不同。其主线讲述的是世钧与曼桢的爱情故事。主线之后隐藏着曼桢—慕瑾、慕瑾—曼璐、曼璐—鸿才、鸿才—曼桢四段感情纠葛。以及从始至终隐而未发的叔惠—翠芝的秘密恋情。而世钧—翠芝又是没有感情却最终结合的一对。这复杂的关系通过作者巧妙的安排十分清晰地传达给了读者，毫无杂乱含混之感，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叙述功力。作者始终紧抓世钧—曼桢这条主线，一切副线都围绕着主线从属铺开。表现的生活也就跟随者两个主人公所处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曼桢经历了“顾家小阁楼→姐夫家的豪宅”的环境转变，世钧则经历了“叔惠家的亭子间→南京的旧宅”的转变。全文共十八章，从开始至第十二章曼桢被囚禁的悲剧发生之前，小说大段篇幅都在描写两人所处环境发生改变之前的生活，即一种平民化的普通生活。他们工作、恋爱、畅谈理想，为所有琐碎的生活中的细小事情而烦恼，为生计和未来而辛勤奋斗。这在张氏之前的作品中是从未出现过的。主人公所过的不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遗老遗少的生活，展开的故事也不再是“谁算计谁、谁整倒谁”的大家族内部的“阴谋与爱情”。“小说家最大的秘密，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生活经验是无穷的。作家的生活经验怎样才算丰富是没有标准的。人寿有限，活动的环境有限；单凭外界的材料来求生活的丰富，决不够成为艺术家。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十八春》不再是张氏惯常书写的“家族式自叙传”的故事，而将人物平凡化，成为那一代普通青年男女中的任意两个，正是以作品来对傅雷先生上述谆谆教导的最好回应。

　　再次，《十八春》的风格较之从前作品，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张氏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曾写道：“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在张氏四十年代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明显得看到这种“苍凉”的风格贯串于几乎所有的文本之中。甚至四十年代之后的作品，也是走得这个路子。而在这无边的“苍凉”之中，《十八春》却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春意和温暖脱颖而出。作品的文字不再秾丽绚烂，它朴实清新，含蓄收敛，不再沿用戏剧化的夸张处理和文辞渲染，而代之以客观、写实的详尽描述。这部小说打动人心的力量是由内而发出的。如果说之前悲壮、苍凉的风格使人读罢生出的是一种绝望之后的探究与反省，那本文的温暖则从正面带给人一种面对逆境而仍不妥协的勇气。

　　最后，小说在“人性的深度的揭发”[3]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从深度上讲，张氏早期作品中探究病态人物心理阴暗面的主题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文中女二号、女主人公的姐姐顾曼璐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曼璐一出场时的形象已是一个沾染了风尘气的庸俗舞女。可作者又逐步通过女主人公对世钧的讲述，使读者了解到她曾经美好纯良的一面。她为了家庭，才被迫牺牲了自己，牺牲了曾经拥有的美好恋情，堕入风尘。就在读者对其同情渐生的时候，曼璐为了维持自己来之不易的婚姻，却暗暗在心中产生了阴暗的念头，处于全知视角下的读者又不禁心生隐忧。最终，其误会妹妹勾引了自己曾经初恋情人这一导火索，使曼璐丧失理智，设下毒计帮助丈夫奸污并囚禁了妹妹，从而导致书中男女主人公半生的分别。这是一个刻画的相当成功的角色。人物发展前后反差较大，却又处处铺垫伏笔，入情入理。曼璐这一形象的刻画还沿用着张爱玲旧有的路子，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与卑琐。曼璐可怜可恨，却又决不是个坏人。张氏笔下这一类人物，总能调动起读者心中最复杂的感情。

　　广度上，张爱玲放开手笔描写了自己以前从未涉及到的一类人。除了主人公世钧、曼桢等小资产阶级，甚至于对霖生、金芳等贫苦的下层群众也有出色的刻画。世钧有理想、孝顺、心地善良，但缺乏勇气，遇到困难容易退缩，性格比较懦弱；曼桢坚强、乐观、充满朝气，然而曼桢又存有自己的缺点，她天真、幼稚，易受谎言的蒙蔽，最终使自己陷入巨大的悲剧。除此之外，叔惠的自恋、爱说俏皮话，翠芝的娇气、任性……读来都很有真实感。他们都不是坏人，具有普通人的可爱和缺点。霖生、金芳夫妇在困境中对曼桢的帮助，更让我们看到了劳动人民的仗义、善良、嫉恶如仇。这部小说的温暖，正是体现在这一个个人物的成功刻画中。张爱玲开始相信并关注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十八春》成为张氏小说中最为独特的一部。

　　三、对“理想之爱”的描写

　　《十八春》最不同于张氏其他作品的地方，便是该作品所描写的爱情。

　　熟悉张爱玲的读者应该都知道那个抱着黄金枷锁耗尽一生的曹七巧，张爱玲笔下最成功的角色。曹七巧和三爷姜季泽的爱情是个悲剧，心爱的男人贪图的只是她的金钱。张氏的另一部代表作《倾城之恋》里，白流苏最终如愿以偿地嫁给了范柳原，可“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结局仍是无尽的苍凉。……在张爱玲的笔下，爱情似乎永远是这样一种虚假、可笑、无聊的事情。骨子里，张爱玲是不相信爱情的。她借《倾城之恋》中范柳原之口说出了自己这样的爱情观：“‘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因而，张氏的作品中，爱情永远都不是纯粹的。恋人之间充斥着谎言与算计。他们无疑是互相爱着对方的，但利用大于爱恋，假意多于真情。每个人最爱的，最终还是自己。

　　《十八春》却成为张氏唯一一部描写“理想之爱”的作品。男女主人公的相恋，并不掺杂其他因素，仅仅因为互相喜欢。他们纯洁、真诚，以最终的结合为目的真心相爱，并渴望分担对方生活的压力，具有牺牲精神。张氏充分发挥和运用自己擅长的心理描写，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缠绵动人的爱情故事。

　　比如世钧表白成功后陷入无限幸福中的心理刻画：

　　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个姑娘表示他爱她。他所爱的人刚巧也爱他，这也是第一次。他所爱的人也爱他，想必也是极普通的事情，但是对于身当其境的人，却好像是千载难逢的巧合。世钧常常听见人家说起某人某人怎样怎样“闹恋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别人那些事情从来不使他联想到他和曼桢。他相信他和曼桢的事情跟别人的都不一样。跟他自己一生中发生过的一切事情也都不一样。[2]79

　　曼桢接受世钧表白后所流露出的无法掩藏的愉悦心情：

　　她穿着一件浅粉色的旗袍，袖口压着极窄的一道黑白辫子花边。她这件衣服世钧好像没看见过。她脸上似笑非笑的，眼睛也不大朝他看，只当房间里没有他这个人。然而她的快乐是无法遮掩的。满溢出来了的生之喜悦，在她身上化为万种风情。[2]80

　　甚至经历了半生的分别后，两人再次重逢，也仍怀着对当年真挚爱情的忠诚：

　　他们很久很久没有说话。这许多年来使他们觉得困惑与痛苦的那些事情，现在终于知道了内中的真相，但是到了现在这时候，知道与不知道也没有多大分别了。----不过----对于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分别，至少她现在知道，他那时候是一心一意爱着她的，他也知道她对他是一心一意的，就也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2]316

　　《十八春》所描写的爱情纯洁真挚地让人感动。男女主人公是彼此真正的灵魂伴侣。促成他们爱情的唯一因素就是对彼此的喜欢。他们也会考虑家庭、经济等问题，这一单纯的恋情让人感动，唤醒了每一位读者心中对美好的渴望。因此，当它被现实无情地摧毁时，才更凸显了悲剧“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们看”的力量，使人产生对崇高的追求。

　　而一贯描写现实中世俗感情的张爱玲，为何会极其突兀地创作出这样一部缠绵悱恻、刻骨铭心的“理想之爱”的作品呢？这就不得不提及作者现实中的一段恋情。

　　张氏第一个相恋并结合的男人是胡兰成。种种资料显示，张爱玲对胡兰成曾倾注了全部的爱恋。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先生也撰文回忆过那段日子：“有一次我去看她，难得她有空和我聊天，不知为什么，那天她心情似乎特别好，不但又为我泡了一壶红茶，还说了一些在外面的见闻……后来看胡兰成的《民国女子》，我掐指回算，恍然大悟----那天姊姊的心情那么好，原来是在热恋之中。”[1]96-97

　　然而张爱玲的一腔真情却错付了薄情寡义的人，胡兰成根本不是那个能陪伴她终身的人。日本投降后，文化汉奸胡兰成开始了长期的逃亡之旅。在逃亡过程中，胡兰成与武汉女子小周、温州女子范秀美先后同居。张爱玲痴情地把自己交给一个男人，得到的却是痛苦的结果。1949年7月21日，在新中国报社举办的纳凉会上，新闻界陈影和先生问到张爱玲恋爱观以及是否会写这方面文章时，张氏答道：“将来等我多一点经验与感想的时候一定要写的。”不到三年后，张爱玲即捧出《十八春》这样一部表现“理想之爱”的作品。

　　根据精神分析的理论，文学创作带有一种作者潜意识宣泄的性质。美国心理学家阿瑞提在《创造的秘密》一书中曾写道：“创造过程是一种途经，以满足某种渴望和需求……这种朦胧的追求，表现出了这种持续不断却从未完成过的努力，它具有一种可以意识到的动机和一种意识不到的动机。”[4]张氏四十年代的作品，大多源于家族的经验。她的祖母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藕。祖父张佩纶是光绪年间“清流党”的要角。母系的黄家出过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后母系的孙家也有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这样的角色。显赫的家世使她比其他人更了解封建大家族内部的萎靡和腐朽，利益的争夺也使早熟的张爱玲对人性的阴暗面认识得更加深刻。因此，张爱玲才写出了曹七巧，写出了白流苏，写出了葛薇龙，写出了旧家族中许多病态的灵魂来。而《十八春》却描绘出这样一种纯洁的“理想之爱”，男女主人公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态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为胡兰成付出了一切的张爱玲。而小说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对恋爱中男女微妙心理的生动表现，无疑融合了张爱玲自己的恋爱体验。当然，笔者的本意不是将《十八春》当成一部“自传式小说”来解密，只是表达作者的经历为她创作这样一部小说提供了动机与经验，研究者亦不能将其中人物与张爱玲现实中的恋人密友对号入座。《十八春》中的“理想之爱”是张爱玲所渴望的爱情，这爱情坚贞、纯洁、崇高，是张氏在经历了现实感情失败之后，用心血书写的美好心愿。现实中的恋爱经历仅仅为作者以长篇小说的形式细腻描绘这个动人故事提供了经验、素材与感悟。不论从情感类型抑或艺术角度来看，《十八春》都堪称张氏最杰出的作品，也是最独特的一部。其别具一格的风格和纯美爱情的描写，在张氏作品中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