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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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关系
  摘 要:文学史著作是文学史编著者文学史观念的集中体现,二者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也就是说著者的文学史观影响着文学史著作的编写,文学史的编写体现着相应的文学史观。同时文学史叙述常受多种因素干扰,因此,在不同政治地域以及不同社会语境下不同著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史叙述以及对同一文学史事件的描述、评价常呈不稳定状态。本文主要着眼于几部代表性文学史著作,以此来探寻不同文学史著作所体现的史观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观;二者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4-0005-02

  在既定的历史书写的长期积累中,按照历史真实和学术逻辑写作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是极其困难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书写中最难实现的往往就是真实地书写历史本身。因为对于文学史的书写,往往受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以及著述者等内在因素的约束,张首映先生指出:“文学史文本是作为批评家的史家的个人思想、风格、特点的写照,是个人话语与历史话语形成的互文。”所以对于文学史的编写会体现出不同的史观。本文将对三本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探索其体现的文学史观。

  一、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的奠基之作。自1951年9月到1953年8月《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上、下册分别由开明书店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迄今为止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对于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的通读,其实是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即找寻政治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体现和渗透。

  在整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可以强烈感受到先生那份炽热的爱国之意,“由于中国新文学发展自身所处的充满苦难和抗争的年代,20 世纪起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这个研究对象历史的和现实的传统一样,带有厚重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带有对现代科学史观和方法的执著精神追求。”虽然编者自己在序言中说:“现在正在努力进行课程改革的时候,为了便于同学们的学习和爱好新文学的人们的参考,这书虽然还只能说是一部草稿,著者仍然愿意把它印出来,希望能由此听到各方面的批评意见,给自己一个改进的机会”。即便是这样一部如先生自己所言关于中国新文学史的草稿,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出其中所体现的文学史观。

  《中国新文学史稿》是1949年王瑶先生在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课”的讲稿的汇总与编著的产物。可以想见,新中国成立,人民翻身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正是以这样的身份和意识,先生满怀对国家的信心和激情,充分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来建构文学史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彰显表现在对具体作家的论述中,以鲁迅为例,他在实际创作中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王瑶先生引用鲁迅的话“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如果从编写框架上理解,仍然可以明确看出它的时代性和战斗色彩。在1951年初版中,《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内容分为四编:第一个时期“伟大的开始及发展”,1919到1927,相当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一第二时期;第二时期“左联十年”,1927到1937的十年,相当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三时期;第三个时期“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1937到1942的五年,即抗战开始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发表这段时间;第四个时期“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1942到1949的七年,即自《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发表到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从这样的划分可以看出较为明确的左翼史观。

  二、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作为文学史编写者的过来人,钱理群说过“我不过是在矛盾与困惑中,勉力写作而已。这并不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实在是因为九十年代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太大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太复杂了,而且我们对这一切太缺乏思想准备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在为自己八十年代的单纯付出代价”。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提出:“周氏兄弟在本世纪初提出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文学观念……作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其所特具的思想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它不但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引发出现代文学的基本矛盾,推动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现代文学在文学题材、主题、创作方法、文学形式、文学风格上的基本特点。”他们所说的现代文学的这种“启蒙”性质实质上就体现了启蒙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现代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性质,对文学内容与形式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它要求文学的通俗性,启蒙对象——文化程度很低的普通人民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文学的现代性,既表现现代意识,现代思维方式、情感方式,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艺术形式,以便于把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思维方式、艺术欣赏能力都处于蒙昧状态、低级阶段的读者提高到现代化水平”。通俗文学在历来的文学史编写中不受重视,被置于边缘地位。不仅如此,通俗文学通常被视为正统文学的对立面,是不等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是被否定被批判的对象。但在实际的编写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于通俗文学的论述视角就以启蒙的文学史观为立足点,不再戴有色眼镜来观望评判通俗文学,而是将其纳入到正常的文学史叙述轨道,给予通俗文学一定的地位,认为通俗文学是现代文学发展中重要的一环,是“由旧文学向现代性的新文学缓慢过度的一面”。

  在具体作家作品评论介绍方面,更是以力透纸背之力发掘出张恨水等通俗小说家的文学史影响并且给予他们相应的文学史地位,使得旧派文学在取得“现代性”的漫长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三、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海外学者王德威先生曾言:“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夏志清教授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61年,夏出版了第一本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从而为西方学院内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奠定基础。……由于有了像《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的论述,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看法,有了典范性的改变;后之来者必须在充分吸收、辩驳夏氏的观点后,才能推陈出新,另创不同的典范。”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1961年第一版推出时,就已经表露了现代性的文学史观。这本小说史著作主要着眼于中国现代小说,严格说来,这只是一部小说的“文体”史,是一部探索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历史,但它在世界国外汉学界造成的影响以及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带来的冲击至今还是一股强烈的力量。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体现的文学史观与大陆新文学史观截然不同的是他对“文学性”的强烈关注、对现代文学西方视野的中、西比较以及文本的“细读”等。

  夏志清编著的文学史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大陆文学界学者的实验,并以其独特的编写体例、文学样式以及个人见解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对于文学史的重新思考,形成了对大陆文学史毫不隐讳的解构。

  这种解构以及文学史观最主要的表现形态就是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价中。比如对郭沫若有如下叙述:“这个人干劲十足,胸怀大志。表面看来,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成就辉煌。……政治上的威望是任何文人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但“他赖以出名的文艺创作,实在说来,平乏无奇。民国以来所有公认为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希望传世的希望最微。到后来,大家只会记得,他不过是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多采多姿的人物,领导过许多文学和政治的活动而己。”

  夏志清认为文学史家的首要工作就是发现和评审优美作品,正是抱有这种观念和态度,他挖掘出许多被文学史所忽视的作家及作品,也在文学史编写中实践着这一思想。

  四、总结

  中国新文学史建构体现的文学史观念从来不是静态的、抽象的,它深受意识形态、学术体制以及一定时期主流文学理论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而不同的文学史观念使文本中的文学历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重写文学史”也因而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也许只有更多种观念或更多种形式的文学史书写,才能带来更多的真实和更多的美感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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